《全球音乐史研究：巴尔赞音乐学项目》

本论文集既尝试以创新视角审视音乐史，其自身发展历程也颇具特色。2012年，音乐学家莱因哈德·施特罗姆（Reinhard Strohm）荣获国际巴尔赞奖基金会（米兰/苏黎世）颁发的巴尔赞奖，该奖项旨在表彰杰出学者与科学家，并要求获奖者将一半奖金用于资助参与特定研究计划的中青年研究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施特罗姆“选择了全球音乐史这一研究课题，并与指导委员会共同决定邀请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前往六家参与机构开展访问研究，以完成关于世界不同地区音乐的研究”（xiv）。在巴尔赞音乐学项目的支持下，本论文集的作者们“探讨了世界各地历史音乐的关联性与独特性”，试图以不同方式呈现“充满争议、韧性以及互动性的全景图景”。本论文集旨在“推动非欧洲中心的历史思维”，其理念是“全球音乐史不可能是一统天下的单一霸权性历史”，而是要“探索能够描述多元声音历史的范式与术语”（xiii）。这部论文集具有协作性质，它源自研究人员在参与机构访问期间撰写的“经过遴选与同行评审的研究成果”（xiv），以及在欧洲和英国多所机构举办的一系列国际研讨会。唯有由马丁·斯托克斯（Martin Stokes）撰写的论文集导言是单独约稿的（xiv）。导言之后的三篇论文梳理了这一学术探索的历史脉络，阐明了启蒙运动作为全球音乐史理念的历史基石的重要性。其中，大卫·R·M·欧文（David R. M. Irving）的文章探讨了近代早期音乐观念与古希腊音乐观念的对比；埃斯特尔·茹贝尔（Estell Joubert）的文章论述了早期全球民族音乐学的分析实践；菲利普·V·博尔曼（Philip V. Bohlman）的文章则聚焦全球启蒙运动中的音乐思想。其余十六篇论文按照研究对象的地理区域分类编排，涵盖东亚、南亚与东南亚以及美洲地区。鉴于非洲在民族音乐学及口述历史研究领域的早期重要地位，加之欧洲从早期便在该大陆存在殖民活动，书中未纳入非洲案例研究，也未收录研究非洲的音乐学家与民族音乐学家的成果，这一点令人惊讶。蒂娜·K·拉姆纳林（Tina K. Ramnarine）的最后一章虽部分探讨了通过“过往帝国扩张”建立的联系，涉及“加勒比种植园环境中的文化存续与非洲奴役遗产”（439）。 七篇论文聚焦东亚，大多探讨该地区内外的音乐交流现象。具体包括：约1250至1350年间拉丁人、蒙古人与波斯人之间的音乐交往（杰森·斯托塞尔/Jason Stoessel）；丝绸之路与海上航线上的音乐在跨文化视角下的呈现（马克斯·彼得·鲍曼/Max Peter Baumann）；明治维新后日本对西方音乐教育的借鉴（藤田凛子/Rinko Fujita）；西方音乐与日本音乐之间的双向流动（奥利弗·塞布特/Oliver Seibt）；欧洲音乐在朝鲜半岛的渗透与交融（金珍雅/Jin-Ah Kim）；1945年后朝鲜半岛韩语、日语与美国音乐术语的相互借用（基思·霍华德/Keith Howard）；以及从全球历史视角审视东亚音乐并探讨跨文化全球研究方法认识论问题的综合性论述（尼古拉·斯帕科夫斯基/Nicola Spakowski）。三篇论文讨论南亚与东南亚音乐：印度尼西亚万隆地区传统竹制乐器的现代化改造（亨利·斯皮勒/Henry Spiller）；文化自主性及“印度例外”现象（马修·普里查德/Matthew Pritchard）；印度音乐家与西方音乐家之间跨文化交往的诗学与政治维度（苏达希尔·森/Suddhaseel Sen）。最后一组文章探讨美洲的不同地区与主题，其中两篇聚焦于耶稣会传教活动以及南美洲对欧洲习俗的挪用与本土实践的创造性调适（莱昂纳多·J·韦斯曼/Leonardo J. Waisman与托马斯·耶兹/Tomas Jež）。另有四篇分别探讨了阿根廷艺术音乐中代表自然景观的音乐主题（梅兰妮·普莱施/Melanie Plesch）；秘鲁安第斯山脉音乐表现中的五声音阶运用（胡利奥·门迪维尔/Julio Mendivil）；墨西哥作曲家西尔维斯特雷·雷韦尔特斯早期作品中街头小贩叫卖声的政治意涵（罗伯托·科尔布-诺伊豪斯/Roberto Kolb-Neuhaus）；以及委内瑞拉民族音乐主义杰作中对华尔兹、丹萨等本土音乐素材的运用（胡安·弗朗西斯科·桑斯/Juan Francisco Sans）。最后一章比较了来自加勒比地区与加拿大的两个节日相关民族志案例（蒂娜·K·拉姆纳林/Tina K. Ramnarine）。 马丁·斯托克斯撰写的论文集导言富有洞察力且极具参考价值，他追问谁会想要构建全球史以及为何要这么做，并将巴尔赞项目置于此前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后殖民研究、全球化理论与声音研究等领域的学术对话之中加以定位（4）。不过对本读者而言，尼古拉·斯帕科夫斯基的文章虽位于论文集中部、东亚章节末尾，却提供了“通往‘全球史’这一新领域的最清晰路径”，清晰阐释了“区域研究与全球学科之间的关系……以理解‘遥远事物’与西方的联系”，以及“宏观历史与关联性历史的概念差异”（221）。斯帕科夫斯基的贡献尤为重要，她承认即便怀着摒弃欧洲中心主义的良好意愿，此举仍面临巨大困难，同时尽管区域研究方法在论文集中随处可见，她仍对其提出挑战。 《全球音乐史研究》在个案研究层面堪称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它涵盖了广阔的音乐时间与空间，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尽管大多数论文旨在实现音乐史的去殖民化，至少建立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之间的对话，但全球音乐史研究无论对单个作者还是整个研究团队而言，都构成了重大挑战。正如斯托克斯在导言中委婉暗示的那样（8），对于民族音乐学领域的读者而言，此处评述的巴尔赞音乐学项目论文集或许并非全新的研究路径，因为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早已具备全球视野。事实上，三十多年前在纪念“现代音乐史研究先驱”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的论文集中，便已对民族音乐学领域的丰富成果进行了简要梳理（布鲁姆/Blum、博尔曼/Bohlman与诺伊曼/Neumann 1991）。当时，《民族音乐学与现代音乐史》一书的编者亦承认，他们旨在记录“世界历史”的研究项目根源可追溯至18世纪的欧洲。与巴尔赞论文集类似，《民族音乐学与现代音乐史》同样涵盖了各大洲的众多音乐史案例，致力于以批判性视角审视“身处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类主体”（7）——通过探究内部人士与外部人士对音乐及其研究的认知差异、厘清历史阐释中的权威归属、记录不同音乐之间的中介者与调停者，以及揭示音乐如何随时间在本地与全球多重因素作用下得以再生与创新。对全球音乐史的探寻显然一直是且将继续是音乐学界深感兴趣的话题，《全球音乐史研究》为致力于这一更广泛音乐学术范畴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多案例与跨文化对话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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